审判权具体行使的依据则是整个的实质法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行政法学理论的日益成熟，公民的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1]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权利是本源，是第一位的。[9]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不可能是下级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
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员数量。因为只要不是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那么，行政复议机构和被申请人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就不可能最终归属于同一个人。这样在主观上可以解决有学人担心的行政复议所需的专业性问题，客观上也加强了行政复议机构与各工作部门负责法制工作机构的联系，有利于互相交流和开展工作。原始数据参阅《2003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情况综述》，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第11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与《条例》第1条之规定相比较，这显然不是语句的随意排列，而恰恰反映了立法宗旨的变更。
但这决不是说在行政复议活动中行政复议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被申请人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相反，违反《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行为、被申请人不提交有关材料、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等现象时有发生。按照《复议法》第26、27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只能在两种情况下中止：一是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行政复议机关依法正在处理的。因此，我们对实行中国特色宪政完全应该有信心，应该坚定不移地在中国特色宪政之路上走下去。
此外还应加强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通过说理增加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判决、裁定的理解，从而增强对法官、法院和整个司法制度的信任。2009年其所著《行政诉讼法》（第二版）获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很显然，宪政的共性并不像有些学者归纳的均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具有实行议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中立化、国家化等关键性制度元素。再次，应改进法官考核晋升制度，减少法官职级阶梯层次。
其次，应改进法官选任制度，上级法院的法官可更多地从下级法院或基层法院选拔。在近期内，我们可以先在执政党依法依宪执政、行政权（特别是行政决策权）程序制约、违宪审查等少数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取得进展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方案，通过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不断努力，最终形成一个既能有效制约公权力，防止公权力腐败、滥用，又能有效保护公民权利、自由，保障人权，还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推进生态文明的中国特色宪政模式。
所谓中国特色宪政，是指既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又反映宪政普适性要素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机制。因此，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健全完善问责制度，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可惜这个制度在很多地方，甚至在全国人大，几乎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这一机制包括规范公权力授予、公权力分配、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协调、制约、公权力运作、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控制、对公权力相对人的救济的一整套规则、制度及其运作程序。
过去我们对此犹豫彷徨，耽误了太多时间。传统的西方宪政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实效与这一模式的发明者、施行者、追随者所企望、所鼓吹的限权、控权、保障人权（平等、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的作用存在着相当的差距。〔10〕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四风为什么会在党内蔓延？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执政党执政的民主、法治问题：长期以来，执政党各级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以后，不仅行使党的事务的决策权、执行权，而且直接行使国家和地方事务的主要决策权和部分执行权（即公权力），但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组织部、纪委、政法委等）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却几乎不受制约和监督。有的西方国家经济基本是私有、私营，有的西方国家经济则国有成份很大（且不同时期是变化的）。
有的人说，这不对，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前苏联有宪法却没有宪政。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在执政几十年后失去了执政的地位，铸成了国际共运的惨痛教训。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三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党员代表可对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的工作提出质询、询问，被质询、询问的机关必须当场或限期答复。
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讲民主、讲自由、讲宪政，领导人民争民主、争自由、争宪政应该说是忠诚的、真实的，至少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是忠诚的、真实的，而绝非伪善、绝非欺骗人民。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对权力的腐蚀性、集权的危害性、实行宪政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坚定地走宪政和法治之路，而是选择了高度集权和人治之路，以致造成公权力屡屡被滥用和人权屡屡被严重践踏的灾难。〔12〕〔1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13〕 当然，这种设想是否可行，尚需要经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15〕资本主义宪政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宪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之后他们又坚持经济可以姓社，但市场经济只能姓资，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又说话了：市场经济也是可以姓社的，他们脑子又慢慢转过弯来：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最明显地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即政府可能把权力用于排他主义的目的，会仅仅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而侵犯另外一些个人的权利，……政府在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军事上的成功或达到其他受托实现的目标的过程中，可能决定要公民自由或政治自由为之让路。
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党建》2013年第6期。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其三，对法院法官和司法管理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改进法官考核晋升制度。公众参与包括公众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和参与监督。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官必须是行使审判案件职能的人员，不能将法官与法院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法官学院的教员等采用同样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权力制约主要指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监察、审计监督。其中主要有：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当然，不同西方国家的宪政虽各有特色，但它们也有共性，这就是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宪政中体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素显然不能为我所用，我们只能（当然也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宪政中对于西方、东方均具有普适性的宪政要素。
我们现在不能再把时间耗费在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中。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
可考虑一个大区（如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华北、华南等）设一个高级法院，与省级行政区划脱钩。宪政对行政权（政府）的基本要求是依法行政，以宪法、法律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行使，建设法治政府。
我们所要实行的中国特色宪政即是中国国情与宪政普适性要素的有机结合。我们的政治体制必须在保障公正，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保证国家发展的必要速度和效率。有时，被问责的官员今天在甲地问责，明天在乙地复出，甚至职务明升暗降。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注释： 〔1〕2013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宪政论争的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意味着我们在注重惩治反腐的同时开始同时注重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党的代表会议每年紧接着人代会开，党委和党委的重要权力部门（如组织部、纪委、政法委等）每年向党的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和重大决策、重要事项，接受党的代表会议的审议。
我们在公开方面做得还远不够。一些西方国家的制度运作过于依赖私有制，依赖金钱和权势，公权力的运作过于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各个政党过分关注和谋求自身利益和其所代表的小群体的利益，大多数中下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往往被代表大财团利益和意志的政党所忽视。
